自南宋开始，江南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明中后期，至清代达到鼎盛，受各朝代政治、社会变革的影响。这一时期是中国文人画的产生到发展的高峰。在徽州，上至朝廷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对文人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文人画不受政治约束，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自由创作，追求一种高境界的美。文人画雅逸情趣，超凡脱俗，淡雅高洁。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一带新安画派异军突起后，对整个清代文人画坛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她的发展与兴起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重大进步。新安文人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对民间艺术有很大的渗透，文人画艺术与民间艺术本身就具有必然联系。文人画的产生、发展离不开通俗、质朴、生动、自然的民间艺术的土壤，但同时又有着对这种尚在初期形态的艺术加工、改进、提升的性质而反过来对民间艺术产生影响，所以两者是有关联的。它的风貌影响着民间艺术，但相对而言它们又是对立的。新安文人画对徽州民间艺术影响比较突出的方面是明代徽州的版画、徽墨、竹雕、木雕、砖雕、石雕、砚雕、漆器等。明代中晚期，江南徽州一带的雕刻作坊如雨后春笋，因徽商兴起的徽派建筑、徽雕、陈设用品等的需求增大，阅读书籍、插图及绘稿在明代大量出现，面对商业竞争及攀比之风刻工、商人们不得不请绘画高手参与各类雕刻制图的设计来提高档次，吸引顾客，而当时徽商的发达促进了文人画家与雕刻家这种商业性需求相结合的存在。

　　版画的发展，也促进、吸引文人画家及雕刻家的大量参与和制作，很多的名画家也希望把他们自己的绘画制成版画作为流传。当时全国的版画中心歙县虬村有黄、仇两家。精通竹雕、木雕的有寓居沪、苏、浙的朱氏父子、吴元满、李流芳、李希乔、方洁等，他们不但会雕刻还兼精诗、书画等，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取长补短，时时不忘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这是非常可贵的。其中李流芳、朱鹤松等在当时就是名噪一方的大画家。

　　明清徽州版画、雕刻的巨大发展是有徽州民间艺术与新安画派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一方面，反过来说，新安画派受到民间艺术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徽州人文鼎盛、人才辈出，他们不仅工诗、书、画还身兼数职，有的在刻版画的同时，又刻漆器、竹雕、木雕、石雕等，无所不能、蜚声于世。在当时，新安画派名震华夏，渐江为新安画派的开创大师，他品质高洁，入清后为僧，画学云林，为清初四大僧之首。以他为首的新安画派有着强烈的遗民意识，崇尚倪黄，追求冷逸的风格。在当地艺术界占统治者的地位。文人墨客亦随之而往，他们中多数寓居或来往于长三角的各个经济重镇，如海阳四家中查士标、孙逸、汪之瑞等，篆刻有何震、程遂、黄士陵、巴慰祖等。徽州版画的有歙县虬村的黄、仇二姓，制墨的有程君房、方于鲁、罗小华、曹素功及近代的胡开文等，竹木雕有寓居上海嘉定的徽州人朱氏父子、李流芳等。载入地方文献的有吴元满、李希乔、方洁、程文在、张立夫等。他们的作品人我交融、真同水乳、精巧娴练、深浅浓淡、勾勒烘染、神明于规矩之中，是典型的把文人画与雕刻相合的精美之品。

　　徽州从明清开始一直是江南的文化经济中心之一，随着经济的繁荣，当时社会的各种需求增大，各门类技艺得到长足发展，也大大的提高了各种艺术的普及程度和影响。徽州的新安画派以它自主不群的人格、鲜明独特的艺术思想和广泛的影响及精美的作品和徽州版画、雕刻等各类民间艺术的相互作用、贯通、提高，顽强地显示了他们自己的存在。

　　明清徽州艺坛与在朝士大夫有着普遍密切的联系，在徽州形成的“以商促学，以学促仕，以仕保商”的理念，促成徽州人在仕途上大有发展。历史上有名的如歙县人许国、程元凤（宰相）、呈坎的罗应鹤（明监察御史）、雄村“四世一品”曹氏、唐模许氏和同胞翰林等等，历代有状元、进士等近千之众。徽州艺人通过与这些在朝士大夫交往和连带关系把自己的艺术意识形态向朝野推广，得到朝野上下的肯定，促进了徽州文化与统治者的关系，这是徽州艺术在明清阶段出现的一种新的特点，同时也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并产生深远影响。

　　新安画派、徽州版画、徽雕、徽墨、石雕、漆器等这些传统手工艺以其自身的相互演变能力、感召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对徽州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中国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