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进（1388-1462）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是明前期重要画派“浙派”的开创者与重要代表。其一生行踪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年驻足家乡、中年旅居北京、晚年返居杭州。其中第二个时期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尤显重要，因戴曾在此时进入画院，而“明当时宫廷内外的画风受到他的影响”。但戴在服侍宫廷时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就因向宣宗进献《秋江独钓图》而遭到同朝画家谢环的嫉妒，并进谗于宣宗（朱瞻基），最终被斥出画院。这件事对于戴进影响极大，可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此事原委在当时及后来画史中的说法不一，且经与其他材料相比较，前后矛盾之处颇多。因此，弄清此事的究竟对于研究戴进及“浙派”的艺术成就与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戴进献图、见谗及被斥画院一事，在明人陆深《俨山外集》卷五“春风堂随笔”中记述较详尽：“……宣庙(朱瞻基)喜绘事,御制天纵,一时待诏有谢廷循(即谢环)、倪瑞、石锐、李在皆有名。文进入京，众工妒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画，文进以得意之笔上进，第一幅是秋江独钓图，画一红人垂钓于水次画家惟红色最难著。文进独得古法入妙，宣庙阅之，廷循从旁奏曰：‘此画甚好，但恨鄙野耳。’宣庙扣之，（廷循）乃曰：‘大红是朝廷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钓鱼，甚失大体。’宣庙颔之，遂挥去其余幅不视，故文进在京师颇窘迫。”（据记载时为宣德六年辛亥却1431年戴四十四岁）。文中可看出，谢环的“谗言”真的对戴进被斥画院一案起了直接作用，而此说似乎也为许多画史、画论所接受并引用。但，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

　　上述记载中说谢环因妒戴之才能而进谗，那么二人在宫中共事时应会有人事上交恶的迹象，但据目前材料来看并无确凿的证据，倒是在戴进的一幅画《松石轩图卷》[8]上有二人关系的线索——谢于此图题跋中写道：“开轩习隐翠微中，自与尘寰迥不同，洗钵涧泉分石漱，支筇岩壑听松风。有缘共结三生愿，无梦重思十八公，自是息心如止水，浮杯安肯渡江东。永嘉谢廷循。”从此跋中不难看出他至少对戴进的画是没有反感的。放下这点不说，假设二人真有间隙，如果做为戴进艺术思想的支持者或挚友同时又是谢环艺术的欣赏者，那么这一假设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的怀疑吗？这就是说，某人既与戴进交好，又与谢环交好，而此人是明知谢曾是谋害过戴的，这样的人有吗？（如有的话，此人肯定是个伪君子。）

　　如果我们暂且忽略戴、谢二人的真正关系，而非要找出一位对两人的艺术成就都持赞同态度的“伪君子”的话，一个人便不得不被提到。他，就是任过内阁首辅并做过明初四朝元老的杨士奇。他与戴进的关系有他给戴所题的诸多画跋为证，而他与谢环的关系则只要一见谢的唯一存世作品《杏园雅集图》便一目了然。

　　前一关系可见两段画跋，一为杨题戴《湘江雨意图》：“少年放浪江湖客，题遍江头绿玉枝，今日披图看烟雨，秋风霜鬃已成涤。纷驰名利不知劳，马首红尘十丈高，谁似钱塘戴文进，小斋无事弄湘皋。”；另一为题戴文进竹雪书房：“分栽修竹已成林，每到严冬雪积深，斋馆相看不曾厌，只缘俱有岁突寒心。此君高洁净娟娟，况复瑶华相映妍，王子斋居足清兴，定知不棹剡中船。”由两段跋可知戴文进的艺术赢得了杨士奇的赞赏，读其画竟使杨产生归隐湘皋之心，足见其画是很符合他文人审美趣味的。（在这里，杨士奇做为一品大员并未因官阶上的悬殊差别而看不起这个宫廷画师）。而杨士奇与谢环的关系又如何呢？通过解读《杏园雅集图》可知，杨同样是不存偏见的欣赏其艺术的。

　　《杏园雅集图》，据刘九庵《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谢环条下所记做于正统二年丁巳（1437年）春三月朔，时值阁臣休假，“三杨”及阁员五人雅集于杨荣家杏园中，本图即写这一事件。由画后杨土奇与其他与会者的题诗题记来看，谢环被特意邀请来描绘当时情景的，如杨士奇所题：“……为乃三月之朔，当休假。南郡杨公及予八人相与游于建安杨公之杏园。而永嘉谢君庭循来会……卢陵杨士奇序。”按说杨士奇做为阁臣之首，他不会不知戴被谢谗进而逐出画院之事，但如果他已知此事，为何在戴被斥六年后在谢环所做的雅集图上欣然题诗呢？杨士奇已知并不是位伪君子（明史中所记他在永乐时因说实话曾入狱），他的地位也无需对谢环做什么妥协，这种种事实让人不得不怀疑戴进遭谗被斥一事的真实性。因此，弄清此事的原委看来仍需大量确凿材料的发掘与整理。